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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4-23 15:56:33

  《选择》
  为什么我选的不是我要的?
  (美)希娜·艾扬格 著
  林雅婷 译
  中信出版集团
  2019年1月出版

——读希娜·艾扬格《选择:为什么我选的不是我要的?》

⊙潘启雯

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希娜·艾扬格(Sheena Iyengar)宣称:从出生她便开始与“选择”紧紧纠缠在一起,她父母选择了从印度移民美国,因此她成了美国公民。她在幼年时患上了色素性视网膜炎,高中时基本失明,但她选择了坚强应对,凭借毅力和努力,先后获得华盛顿商学院学士学位和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。成为教授后,她研究的主题恰恰就是“选择”。

因在人类“选择”主题上的突破性研究,艾扬格教授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、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院的赞助,并获得“美国总统青年科技奖”。在《选择:为什么我选的不是我要的?》中,艾扬格教授坦言:无论对生活琐事的选择,还是对关系生死存亡的选择,无论选择的机会是否存在,选择都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我们有时喜欢它,有时憎恨它。但不管与它的关系如何,我们都不能忽略它。“我们的选择构建了我们的职业、身份、关系和世界观——我们是我们所做选择的总和。”这本论著以心理学为基础,辅以商业、经济学、生物学、哲学、文化研究、公共政策,以及医药学等各领域知识,试图用一系列科学试验和研究探索变化莫测的人类“选择”,并借以引发人们思考日常生活中对“选择”的理解,进而在实践操作中做出精益决策。

选择能给人带来主观上的控制感

“鱼儿游,鸟儿飞”,而人类则要做出选择。艾扬格教授认为,人类之所以生来喜欢做选择,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,选择能给人带来主观上的控制感。“当一个人丧失控制权的时候,他在这个世界唯能感受到的只有失去控制权的痛苦。”研究显示,主观上的一种“我有掌控力”的感受,对人类的健康有益。

英国伦敦大学迈克尔·马蒙特教授一项长达10年的实验——“白厅研究”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的选择观对健康的深远影响。从1967年开始,研究人员跟踪调查1万名20至64岁的英国人,比较他们的收入与健康状况。与人们通常认为的“要求苛刻的老板45岁死于心脏病”的故事不同,研究人员发现,尽管高收入意味着更大的压力,然而低收入人群死于心脏病的概率为高收入人群的三倍。

部分原因是较之高收入人群,低收入人群更可能吸烟、熬夜,并且缺乏有规律的锻炼。但即使排除吸烟、肥胖、缺乏运动等因素,低收入人群死于心脏病的概率仍是高收入人群的两倍。更高收入意味着控制个人生活的权力更大,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何低收入人群的健康状况更差。处于收入金字塔第二阶层的人,如医生、律师及其他一些按照社会标准属于生活富裕的人群,比起他们的老板,健康状况也更差。

研究结果发现,主要原因是收入等级直接与他们在工作中自由行使控制权紧密相关。老板们薪酬更高,与此同时,很重要的一点是,他们可直接决定自己及下属的任务。尽管首席执行官肩负着提升公司盈利额的责任,压力很大,但首席执行官助手压力更大。工作中控制权越少,工作期间的血压越高。

与马蒙特教授的“白厅研究”项目相映成趣,在1976年,科学家埃伦·兰格和朱迪·罗丁研究美国肯塔基州阿尔丁养老院65至90岁老人的控制力理解,也进一步验证了“选择为何能促进健康”。养老院的社会活动协调员对居住在两个楼层的老人分别召开会议。对住在一楼的老人,给每个老人一盆植物,并告诉他们医护人员会替他们照看这些植物;同时告诉他们养老院会在周四和周五放映电影,他们可选择其中一天去观看电影;他们可以拜访住在其他楼层的老人,参与各种活动,如读书、听广播、看电视等。协调员传递的主要信息是:一楼的老人可做一些范围内允许的事,但照顾他们的健康是养老院的责任。

工作人员随后召集二楼的老人们开会,允许每位老人选择自己喜欢的一盆植物,并告诉他们需要由他们自己照看。工作人员还告诉他们,可选择是否去看周四或周五的电影,并提示他们有很多种方法可打发时间,如读书、听广播、看电视等。这次传递的主要信息是:使养老院成为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是老人们自己的责任。

尽管会议上传递的信息有所不同,但养老院的工作人员采取同样的方式和态度对待两个楼层的老人。但三周后,研究人员发现,获得更多选择权的老人更开心、更活跃,与其他楼层的老人互动更为频繁,而70%的缺乏选择权的一楼老人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,而90%的二楼老人的健康状况则有所改善。6个月之后,研究人员甚至发现拥有更大选择权的老人寿命会更长。

不屈从于“自动系统”和“证实性偏见”

当行为由于诱惑而违背实际所想时,我们的内心将经历怎样的斗争?明知这个选择的结果更好,为什么又会屈服于另一种选择?有时我们会感觉是在用两个头脑思考。艾扬格教授研究发现,人类确实拥有两个相互联系却又相互独立的信息处理系统,它们相互协助,帮我们做出最终的判断。

第一个系统为“自动系统”,能下意识地、轻松迅速地运行。这一系统分析感官信息,使人类迅速地产生相应的感知,并采取行动。当人们面对金钱、美食的诱惑时,自动系统会要求马上得到它。而“反应系统”不以原始感官的直觉,而以逻辑和理性分析为基础来运行。反应系统不局限于直接经验,从而使我们得以分析抽象的想法、思考未来,以便做出最好的选择。但相较“自动系统”,这一过程进展缓慢,也更耗精力。它需要激情及坚持不懈的努力。在面对诱惑时,两个系统往往会发生冲突。我们可能非常清楚如采用“反应系统”,选择的结果会更好,但由于“自动系统”的欲望过于强烈,以至于人们甚至会觉得似被一股外界力量所控制,“我已不是我自己了”,最终屈从于“自动系统”,而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。

艾扬格教授研究还发现,当我们疲于选择时,还会下意识地求助于过往的经验来做出判断。然而这个方法并不可靠。我们倾向于去搜索那些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合理的信息,这被称为“证实性偏见”,意味着我们更多用经验去证实自己做出的选择是正确的,而不是用来反驳自己。比如,在股价下跌时,选择买入股票,并告诉自己,选择没错,因为前几年每次股价下跌买入后,它的价值又会回升。你搜寻了很多相关回忆来证实这种选择是正确的,却忽略了过去也有很多次,股价在第一轮下跌后会持续下跌。

选择与意义往往交织在一起

法国著名数学家、科学哲学家亨利·庞加莱曾说:“发明在于摒弃无用的组合,然后构建极少数有用的组合。发明是一个识别和选择的过程。”换言之,选择是一个创造的过程,通过选择,可创造我们的环境、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自己。不过,在创造过程中,如果要求更多材料,比如更多选择,最终我们会面临许多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好处的组合,或者会面临过于复杂的状况。

作为世界前沿心理学家,艾扬格教授以经典的“果酱实验”而著名。在美国加州一个以品类众多而著称的超市中,她摆了两个摊位。一个提供24种果酱,一个提供6种。你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,第一个摊位选择多,能找到适合口味的购物者也多,能卖出的果酱也多。实验结果却显示,在试吃了6种果酱的顾客群体中,有30%买了果酱;而在试吃24种果酱的顾客中,只有3%买了果酱。这给市场营销人员提了个醒,货架上同类产品品牌的多少会影响消费者的选择与消费满意度,消费者只是没意识到这一点而已。消费者站在摆放有24种果酱的摊位前不会说,该死,把多余的果酱拿开,这让我选起来容易些,他们只是觉得选择太多了,简直无从下手。最后干脆不选择。

人能辨别出5种高频音调中的1种或5种低频音调中的一种,可如果让人在这10种音调中辨别,就会犯糊涂。问题不是在特定音调的数量上,而是在音调的总体数量上。对此,艾扬格教授认为,一定程度上说,“少即是多”,但选择也并非越少越好,最优的选项数量取决于消费者的生活消费环境与文化。人生来就要做诸多选择,但生来也是为诸多选择赋予意义的,选择与意义往往交织在一起。

因此,在日常生活中,当我们做出各种选择时,在意的不仅是哪些选择最符合自己的个性需求,还有旁人的看法。这使我们对代表某个特殊选择的各种细节非常敏感。人通过不同的选择来确认自身,不同选项所代表的价值与意义。广告正是告诉产品之于人生活价值的商业活动。然而,意义与价值并非都能言传,有时只能意会。科学能帮助人做出更睿智的选择,但选择的核心却是一门高深的艺术。

来源:快3走势图今天上海天气预报全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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